香港虚拟资产监管演进：从风险提示到生态建设

近年来，虚拟资产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，对传统金融体系和监管框架带来了挑战。虚拟资产的高波动性和高杠杆特点，给监管部门和交易平台提出了诸多新问题，如跨境资金流动监管、客户身份识别、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等。这些挑战表明，虚拟资产监管需要多部门、跨国合作来应对。

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，在虚拟资产监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一方面，香港需要促进全球虚拟资产金融市场发展;另一方面,也要满足中央对金融稳定的要求。香港必须在连接国际资本市场与维护内地金融安全之间寻求平衡。同时，香港也是中国探索新兴金融市场的重要试验田。因此，香港的虚拟资产监管路径是复杂的，需要不断调和全球化与本土化、创新与稳健之间的关系。

2017年-2021年：从风险提示到制度雏形

这一阶段是香港虚拟资产监管的起步期，以风险提示为主，并逐步引入试点监管。港府的态度从审慎观望逐渐向有序规范过渡。主要政策包括:

• 2017年9月,香港证监会发布声明,指出部分ICO可能构成证券,需纳入监管。

• 2017年12月,证监会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加密货币相关产品须遵守现有法规。

• 2018年11月,证监会提出将符合标准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纳入监管沙盒。

• 2019年3月,证监会对STO进行定义,对中介人责任作出规定。

• 2019年11月,证监会提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牌照制度。

• 2020年11月,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修订《打击洗钱条例》展开咨询,拟将VASP纳入发牌制度。

• 2021年5月,财库局正式确认引入VASP发牌制度。

这一时期,香港逐步从单纯提示风险转向具体行为规范,开始界定市场参与者责任。监管机构认识到虚拟资产将成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,态度逐渐积极。但对生态参与方仍以"自愿参与"为原则,引入牌照机制雏形。

值得注意的是,"监管沙盒"机制在这一阶段被引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监管。沙盒允许新兴金融科技在特定环境下进行有限测试,无需完全满足现有监管要求。这一机制具有包容性,有利于监管者与市场共同探索。

至此,香港虚拟资产监管迈向成熟和制度化,重点从产品分类转向构建完整合规生态。这与全球趋势相符,过深介入可能抑制创新。而内地则保持高压态势,全面禁止相关活动。在此背景下,香港选择了审慎开放的第三条路径,既不激进放行,也不一刀切禁止。

2022年：政策转型的关键节点

2022年成为香港虚拟资产监管政策的分水岭。10月31日,财库局发布首份《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》,明确表示将"积极推动"虚拟资产生态发展。该宣言不仅提出实施VASP发牌制度,还支持代币化、绿色债券与NFT等新兴场景,标志监管思路由"风险导向"转向"机遇导向"。

这一转变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:一是国际竞争加剧,香港需要维护金融中心地位;二是市场多方需求汇聚,香港可发挥关键连接点作用。这不仅是对创新金融市场的迎合,更是香港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维护金融中心地位的主动战略选择。

2023年-至今：监管政策迅速迭代、深化与转型

自2023年起,香港虚拟资产监管正式进入"实操落地"阶段。主要政策进展包括:

• 2023年2月,特区政府发行首只代币化绿色债券。

• 2023年6月,证监会实施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指引》,启动VASP发牌制度。

• 2023年6月,《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(修订)条例》生效,VATP须持牌经营。

• 2023年8月,HashKey成为首家向散户开放的持牌交易所。

• 2023年11月,证监会发布代币化证券相关活动通函。

• 2023年12月,金管局与证监会联合发布虚拟资产相关活动通函,允许销售VA相关ETF。

• 2024年1月,广发证券(香港)发行首单适用香港法律的代币化证券。

• 2024年3月,金管局启动"Ensemble项目",探索代币化资产与wCBDC整合。

• 2024年7月,金管局启动稳定币监管沙盒计划。

• 2024年8月,首个充电桩收益权RWA项目落地。

• 2024年9月,首个光伏电站收益权RWA项目落地。

• 2025年2月,财政司司长宣布将发布第二份《虚拟资产政策宣言》。

• 2025年2月,首支面向零售投资者的代币化基金获批。

• 2025年3月,持牌交易所增至10家,证监会发布"A-S-P-I-Re"监管路线图。

• 2025年3月,全球首单换电实体资产RWA项目落地。

香港监管体系的分析

香港对虚拟资产采取基于现有法律架构的"加盖式监管"策略,通过指引或通函对数字资产进行"打补丁"式监管。这反映了港府认为虚拟资产本质上与传统金融资产无异,可纳入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管理。

作为高度依赖金融业的国际城市,香港需在把握虚拟资产机遇的同时,守住金融合规、反洗钱和投资者保护三道防线。"打补丁"式监管是效率较高、适应性较强的方式。这不仅降低了监管协调成本,也为金融机构与新兴技术企业搭建了桥梁,有利于制度转型与产业发展的融合。